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今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随着粮食缺口持续扩大，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基辛格的这一预言是否会演变成中国人的厄运？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六连丰”，但仍未能彻底改变我国粮食紧平衡的基本格局。同时，内部既有自然灾害、耕地退化的老问题，也有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困扰；外部更有美国战略上遏制中国发展的威胁，战术上以粮食为武器搞垮中国的妄想。因此，我们还远不到沾沾自喜的时候。201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包括气候相关事件几乎增加了一倍。气候变暖的不可逆和极端气候产生频率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危机和粮食短缺的风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说，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常年农作物的平均受灾面积是7亿多亩，成灾面积是4亿亩，绝收面积1亿亩，因灾损失粮食每年在一千亿斤左右。我国粮食增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化肥、农药，导致土壤中有机质不断减少，耕地地力后劲儿不足，土壤养分失衡，生态功能变差，污染日趋加剧。我国拥用全球7%的耕地，但化肥使用量却占全球总量的35%，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农民为了提高产量盲目施肥的现象比较常见。全球农业生产每年使用约350万吨的农药，中国约占全球总量的50%，每公顷耕地农药使用量为10.3千克，约为美国的4.7倍。耕地成为许多污染物的最终受体，超过了土壤环境容量，近年来粮食重金属污染事件屡见报端。全国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达19.4％，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8％和1.4％。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耕地地力严重透支，特别是以肥沃黑土著称的东北地区，虽仅开发了70多年，但其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已比开垦之初下降了3个百分点，目前为3％左右。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的基本面。根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为3.14亿人，大致占到了农村人口的52%，其中：年龄36～54岁占47.3%，年龄55岁及以上占33.6%；男性占52.5%，女性占47.5%。伴随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农村的发展出现了若干制约瓶颈，其中尤以“新三农”问题即“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最为突出。因此，不少人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深表忧虑，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农民将消失。尽管我们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认为，化解“新三农”问题只是时间问题，未来新的农村、新农业和新农民终将会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绽放新的光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新三农”问题非常突出并将长期存在，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隐忧。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初，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放言：“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一些“专家”做出了恍若世界末日的预测：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前所长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再次提出：“中国因为耕地不断减少和水资源短缺而导致粮食不能自给，对粮食的需求将会超出全世界所有粮食出口国的出口能力，进而将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随着我国改革开发以来4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美国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并试图全面遏制。2018年，美国单方挑起中美“贸易战”。2019年，美国出台了国防授权法案，进一步试探我国的战略底线。未来在科技、军事、经济等遏制手段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不排除美国发动比“贸易战”更残酷的“粮食战争”。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近几年出口量每年都超过了1亿吨，约占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以大豆和玉米为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一旦美国发动“粮食战争”，我国粮食安全将承受巨大压力。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应深刻洞悉美国霸权主义本质下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忧，重新认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世情、国情、农情出发，对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做出了深刻阐释，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时提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清晰而明确的目标。依赖国际市场大规模进口口粮，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而且考虑到国内口粮供需状况，我国有能力实现口粮基本供求平衡。因此，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守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明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先级，合理配置有限的耕地、淡水资源，集中力量保基本、保口粮，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同时，我们要更深一步认识“以我为主”的内涵，“以我为主”不仅在国内供给上坚持“以我为主”，在国际市场中也要占据重要位置，通过国际贸易，适度进口粮食，使其他国家的粮食资源为我所用。我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我国粮食消费还处在一个刚性增长的阶段，粮食供需还处于“紧平衡”状态。因此，需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能力，有效利用国际贸易来保障国内非口粮的供应。同时，即便在丰年之时，也要保持一定的进口量，保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资源控制力。而且，我们还要不断开辟新的国际粮源，进一步优化国际市场粮食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粮食产量高不仅表现在现实的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保持较高的潜在粮食生产能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提出，凸显我国粮食安全新路径。藏粮于地，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实行严格的休耕制度，提升耕地质量。藏粮于技，就是推进种业科技发展，选育高产、优质、多抗的新品种，配套绿色、节本、高效的生产技术，发展农业机械，推进农机农艺的结合。粮食是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为积极应对我国严峻的粮食安全形势，基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求、行业全球化趋势，我们不仅要解决好“新三农”问题，稳定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建设，调节粮食供求，保障应急供应，还要加快推进国际大粮商建设步伐，提高粮食资源控制力，使国际粮食资源为我所用。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新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是解决“新三农”问题的总抓手。第一，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障碍, 尤其是加快农村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实现城乡之间人口、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 为“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创造条件。第二，发展乡村产业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养一批高素质农民，吸引人才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积极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产业基础。粮食储备作为保持粮食持续、均衡供给的“蓄水池”，可以有效避免“谷贱伤农”“米贵伤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第一，科学规划储备规模，统筹中央、地方和商业储备比例，三者协同发展、资源互补。第二，优化储备布局，促进粮食产区和销区有序衔接、流通顺畅。第三，适度增加食品储备，满足应急供应需要。第四，利用好国际粮食资源，应用好粮食期货工具，有效调节国内粮食储备结构。第五，树立储备粮动态管理的思想，探索市场化条件下各级储备粮的轮换方式，“活化”储备粮资源。同样作为“地少人多”的国家，日本在利用国际市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方面亦有学习之处。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我国。但按照英国《经济学人》2018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排名，中国位居第46位，日本高居全球第18位，粮食安全程度明显在我国之上。日本有1.27亿人口，土地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狭小，土壤贫瘠，耕地更是少之又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中国的三分之一，不利于发展大型机械化农业生产，也很难靠精耕细作满足全国人民的粮食需求。日本保障粮食安全，强调潜在的粮食供应能力，一方面保证国内粮食稳定生产供应，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增强在全世界范围内抓取粮食的能力。第一，海外屯田。日本政府未雨绸缪，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有了海外屯田的意识，后来经过横跨两个世纪的不断扩张，如今海外农场遍布南美洲、东南亚、非洲和大洋洲，进口粮食的可靠性显著增强。根据全球土地交易联机公共数据库和非政府组织GRAIN的统计，截至2017年6月，世界各国海外屯田面积约5700万公顷，其中日本约占20%，达到1200万公顷。这个数字，已经是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第二，国际市场。由于粮食大量依赖进口，日本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的利用，除了购买与租赁海外农田，还通过订单农业、联合经营和并购等方式，逐步实现对境外粮食资源的控制。第三，国际粮商。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丸红、全农、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等日本本土企业，通过投资合作的方式，在世界主要粮食产区建立了粮食收购和仓储物流体系，实现了对国际粮食资源的控制，不仅能买到粮食，也能运出去，还能运回日本本土。如今这些企业也早已成为国际粮食市场的隐形巨头，丸红整体实力已超越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传统四大跨国粮商，伊藤忠则为我国粮食进口最大贸易商。我国虽已是世界粮食生产和进出口大国，但是市场的话语权并不强。面对国际农业垄断寡头对跨国粮食贸易的垄断格局，我国应着力培育自己的国际大粮商。第一，鼓励和支持我国本土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贸易采购和农业投资，完善在全球粮油主产区、重要物流节点的布局，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中美洲地区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动态掌控全球粮源，承担国家结构性供求调节任务。第二，通过培育国际大粮商，有效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掌控粮源、掌控贸易、掌控粮食定价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全球逐步形成内外相联、产销衔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一体化产业格局。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拥有较好的农业资源禀赋，全省耕地面积约2.39亿亩，占全国耕地资源的10%左右，2019年粮食产量7878万吨，豆类产量647万吨，均稳居全国首位，同时黑龙江省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每年产出全国1/4的商品粮，是名副其实的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新时期，黑龙江省能否扛稳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重任，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加快黑龙江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有利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实施，有利于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第一，巩固提升并重，确保粮食产能稳中有升。第二，促进农业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第三，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打造黑龙江省第一支柱产业，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延伸产业链、健全价值链。第四，实施品牌战略，强化市场营销，让黑龙江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既种得好，也卖得好，以卖得好进一步促进种得好。如何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是时代给出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在WTO规则下，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第一，发挥政府、市场“两手抓”作用，促进农业补贴形成合力干大事。集中整合财政补贴资金，统一由省属农业投融资服务平台运营管理，针对农业产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薄弱节点进行投资，使财政资金固化为国有资本，持续发挥作用。第二，依靠市场机制，放大国有资本效应。探索建立“政府出资、市场运作”的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整合政府的支农资金，发起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吸收民营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基金，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作用，助推我省农业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第三，成立行业协会，加强农业服务，充分发挥专业协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了解政府支农政策，辅导农民理解支农政策，帮助农民依法享受支农政策，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确保农业补贴真正发挥作用。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我国农业领域的“航母”，拥有耕地2124万公顷，年产粮食400多亿斤，每年调出的粮食可保证一亿多人一年的口粮。黑龙江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黑龙江省政府正在打造的另一艘“航母”，企业聚焦垦区之外全省涉农涉粮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先行军，“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的排头兵。黑龙江省通过打造农业领域“双航母”，完成对全省农业资源的全面整合，进而带动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拉动全省农业提档升级，助力黑龙江农业强省战略。以色列是当前世界上的科技和农业强国，成为科技农业的示范。一是高超的节水技术。以色列严重缺水，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水和利用水，以色列发明了滴灌并应用到农业领域。现在，滴灌已成功推广到全世界。二是先进的育种技术。以色列注重培育优良植物、动物品种，高超的生物技术帮助以色列创造了世界最先进的育种技术。三是研发生物杀虫等技术。为保护环境，以色列大力研发生物杀虫技术，培育出既能消灭某种害虫而又不会对作物本身造成损害的生物天敌。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只有种业安全有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才能稳固。第一，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是45%，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继续挖掘良种潜力，为农业稳产保供提供支撑。第二，良种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在品种选育上取得新突破，培育更多区域性、个性化品种，从源头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这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第三，要抢抓科技革命机遇，统筹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抢占世界种业创新制高点，打造国际种业龙头，实现跨越式发展。第四，加大良种推广力度，提高良种覆盖率。良田是基础，良法是保证。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不断提高农业种植水平。第一，坚持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探索保护性耕作，坚持免耕深松、黑土层保护、秸秆还田和休耕轮作制度，提高耕地质量。第二，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推动现代农业向“数字农业”升级转型。不断拓展“数字农业”应用范围，以此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农业减化肥、化学农药和化学除草剂的“三减”行动，争当全国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排头兵，推动中华大粮仓变成全国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色厨房。第一，深入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和亿亩生态高产标准农田建设。第二，健全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复制推广绿色食品生产成功模式，培育更多叫得响、信得过的绿色食品知名品牌。第三，实行精准施肥。第四，推广使用环保剂型农药和生物药剂。期货是美国农民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重要工具，在完成播种后，美国农民根据自己的成本和期货市场的价格情况，通过期货市场卖出三分之一的预计产量，在收获前再根据行情卖出三分之一，到收割后只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有敞口风险，后市好的时候可以享受红利，后市不好的时候，也有基本的保障，不至于血本无归。同时，自然风险有各种保险予以保障。因此，美国农民种粮的风险要比我们的传统农民小得多。发展现代农业，往往要求金融资本和农业对接更加紧密。第一，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市场风险，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第二，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通过发行上市、再融资、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融资，助推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对于农业企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农业企业资本积累的重要过程。如何让土地要素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推行，完成农业企业的土地资源资本化，第一，要把农村土地流转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从立法、会计准则上，让农业企业对土地的投入能以资本资产的形态进入其资产负债表。第二，要与农村土地流转会计核算制度相配套，建立土地资本估值、审计、交易等中介服务体系，以此推动农业产业要素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促进土地与资本、与技术、与人才等要素的充分结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不断深化。当前，我国与沿线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贸易潜力巨大，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强，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与农业投资前景广阔。黑龙江省在”北上“战略中占据着明显的地缘优势。第一，树立“着眼全球、和谐发展”的大局观，坚持“长期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充分的前期研判的基础上，理顺农业对外合作的体制机制，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并坚持农业科技先行，农产品贸易和投资跟进的发展策略。第二，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关系。第三，以“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支持农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加工、仓储物流设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