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乡村内部的农工结构与自主性发展

文 | 刘守英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去想象、理解和描述农业、农村、农民？又应该如何去实践？

我以前总觉得讨论乡村问题还没到时候，现在我倒觉得是一个机会，真正把乡村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整个对农村的理解是不是在讨论乡村问题？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你去乡村搞事，包括现在的“三农”命题，很多时候都只是人为造出来的。前几年，我在乡下看到很多人拿着相机在拍，拍了就是为了搞规划，搞设计。

这里涉及到我要讨论的事情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讨论是不是真正在讨论乡村问题。现在大量的研究背后的关注点都带有很强的政府思维，这种政府思维不是乡村本身需要的命题。在这种思维下，研究者和行动者有两种非常强的导向：一种导向就是政府要去农村搞事，就把这当成一种主流的导向；第二是比较强势的知识分子期望借此寻找话语权，这两种导向对于乡村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害的。第一种导向是整个乡村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第二种导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话语在误导对乡村的研究。

先从第一种导向说起。现在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不是在讲“三农”？最热的时候很多人在讲“三农”，但实际上讲的并不是“三农”问题。政府实际上讲的是农业问题，农业问题讲的就是增产，是产多少粮食。产多少粮食跟农民有什么关系？是你要更多的粮食，是你要多增产粮食。粮食增产是农业部部长每年要说的事，你到农村去，你看农民关心的不是这些事。比如，我们第一位关心的是农业，第二位才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说农民本身出了问题，实际上是你觉得他会给你带来问题，所以你去“关心”他。

我印象很深的是农民负担问题，以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我回老家的时候，村民都不理我们了，包括村里面我的亲戚都不理我们了。更早的时候我回去，他们都是给我送鸡蛋的，但后来我回去他们却见着我扭头就走，我说怎么都不送鸡蛋了？他们说，还送鸡蛋？现在一亩地才产400块钱，你们要收走500块钱。那个时候的农民负担特别重，它作为一个农民问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到了后来，城市化加速以后，农村出现了纠纷、上访，这些问题涉及的很多是农民权利层面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关心”农民，他们担心的是农民问题吗？不是，他们还是担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帮农民老往北京跑（上访），怎么才能不让他们往北京跑呢？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农业问题”，真正关心它的也是城里人。“农民问题”也是政府担心农民会来“搞事情”。如果真有“三农问题”，那么最弱的是“乡村问题”，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研究范式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式很大的一个局限就是，没有把乡村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来展开。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心的很多问题，比如农民问题、农业问题，都是政府关心的问题，但乡村本身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实际上越来越被我们忽略掉了。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研究者本身关注的角度，第二个则是乡村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其实存在一个“去乡村化”的倾向，难道真的有“三农”问题吗？乡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另外，在原来的“三农”问题范式中，一直都未真正地将乡村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关注，对于政府来讲，他就不关心乡村这个事。刚刚刘志伟教授讲了，乡村消灭不就完了吗？消灭不就现代化了吗？但它这一轮出的问题却是它“衰却不死，衰而未亡”。在“衰却不死，衰而未亡”的情况下，乡村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原来没有觉得乡村是一个问题，以为只要乡村消亡就行了，但它却老是消亡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无法从乡村自身的主体性来理解乡村，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与特定的研究范式或视角有关的。换言之，这次中央提出乡村问题可能的一个进步，是让我们真正开始关注乡村问题。从研究范式来讲，就是要把乡村作为一个主体来进行关注。

近代的研究实际上有两个很大的分野，一个就是纯西式的研究，比如，卜凯等人的研究，他们讲的是农家经济；另一个则是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费老讲的是江村经济，他们是以村为基本单位观察，与西方范式以农户经济为单位是非常的不同。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作品以后就感觉到，要对乡村的结构给予高度的关注，相反我们现在的研究对乡村结构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老是想改造乡村，从来没有思考乡村几千年活得其实也挺好的，只是进去的人说他们怎么那么苦啊，他们怎么那么穷，他们怎么那么落后，就像乡村建设派进去了嫌别人愚昧而要教人家识字。我觉得费孝通先生讲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反思：乡村有其固有结构，这个结构是乡村得以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术界对这个结构的关注是不够的。乡村到底是什么结构呢？费老认为这是个“有机配合”的结构。农民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农民，他同时也是一个工匠。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就想着，要是没有考上大学，我就准备去做木匠。我们农村的小孩过年最希望的事情是裁缝到家里来，裁缝来家里做衣服的时候，小孩就可以吃到肉。传统乡村的结构是一个农工互补，这是它的业态。它的经济从来就不是农户经济，它的农业和手工业是相互配合的。

研究者在现实中看到的中国乡村农户，它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的农场。我去年春节带着学生下去农场跑，学生问返乡回来的农民，你干嘛（工作）了？这些农民说自己“种地也没几个”，那他大量的时间都干嘛去了呢？你问他，他自己也讲不清，他说今天帮人砍了树，明天放了两头猪，后天又卖了点什么东西。那这叫什么职业？当我们说他是一个农民的时候，实际上他在业态上是有机配合的。但这个我们不说你是农民，我们说你就是种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乡村被破坏往往是因为有外力的介入和影响，这些外力很多时候是因为各种因素（包括思维）的误导。这种外力破坏的是乡村的有机结构，一旦这种有机结构被破坏，乡村就要出问题。从费老的分析来看，近代以来，历次的乡村危机都是因为这种有机结构被破坏掉了。它首先破坏乡村“农”以外的业态。近代的时候是西方的工业产品，比如洋火、洋材、洋布等，把乡村工业干掉了，农民就归到了“农”。“农”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当农民的生活和生计都压到“农”上，所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贫困。贫困以后就是乡村的人往外跑，乡绅也往外跑，乡村的整个治理就由此而坏了。城乡的结构也是这样的。我最近也在反思这件事，城乡关系的核心是什么？一定是乡村有东西跟城市换，如果乡村只剩下农而没有工，那么乡村就没东西，只够乡村吃饭了，没有可以跟城市交换的东西了。一旦没有了交换，城乡这个结构被破坏掉了，这是第一次乡村结构的被破坏。第二次乡村结构的被破坏是自己搞的，比如计划时期的工业化，它跟近代的工业化导致乡村的危机是一个道理，它也是把乡村的产业完全窄化了。以前是洋货冲击了乡村工业，但这一次却是我们自己搞的最强工业体系闹的，乡村本身的产业窄化为只有粮食和种植业。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乡村原来的结构里面的农工全被破坏掉了，这样农民只能是更加贫困，农村可以跟城市交换的东西更少。所以，这一时期费孝通回到乡村所看到的便是苏州的有机循环又被破坏掉了。

乡村结构最好的状态是1980到1990年代初，那时候恢复的恰恰就是乡村中的有机结构。当农村经济多样化，农民可以搞副业，可以养鸡，可以卖鸡蛋；接下来又可以搞乡土工业。刚刚刘志伟教授也讲了乡镇的发展，事实上当时既有乡镇企业也有小城镇化。正是通过这些环节，乡村的有机结构又恢复了。我认为，当前这一轮乡村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我反对只要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一定得现代化，这里乡村问题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工业化的方式。我们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导致了几个负面的效应。一个是原来的乡土工业和城镇彻底衰败。第二个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本身有问题。我们的农民进城和进入工业基本上都是“撞”进去的，“撞”进去之后政府还不准他们“落地”，这样农民又只能被动地回到农村。农民被动回村又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乡村本身结构的重组与世界形成反差。大家都关注到中国农业的产值份额下降了，就业结构也下降了，但我们的产值和就业结构这两个层面的下降与世界差别很大。我们农业的产值份额占5％，但就业份额却占20％，接近30％，这是一个与世界的反差，原因是农民进城之后在城市没有待下来。其二是农业报酬上不去。以前讲现代化农业时只讲产值和就业两个份额的下降，却没有人讲农业报酬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使得农业越做越强，但我们是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在就业份额下降的同时，农业的报酬却越来越低。这两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农民更往外跑。这一轮农民向外跑的重要原因就跟农业没搞头、乡村没有希望有直接关系。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方式。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园区工业化的模式导致乡村结构被破坏得更加严重，最后导致了乡村衰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做乡村研究和乡村发展一定要关注乡村的结构。乡村有它自身的结构，如果破坏了这种结构，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方式还是计划经济的方式或是工业化的方式，都有可能导致乡村更加衰败。

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做乡村研究或乡村发展需要做一点预警。

当下这一轮可能是历史上最强一波的外力进乡村，它所导致的对乡村的破坏，是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件事。这一轮的外力可能是所有历史的外力都没法比的，而且这种力量进到乡村以后，由于我们对整个乡村现在的状况认识不足。我们对现在的乡村治理、乡村产业、村庄居住，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次外力下乡村以后，给乡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能我们现在要有预判，但这个预判的背后是什么，最危险的也是前面刘志伟教授所讲的，大家都觉得乡村是该衰败的，该消失掉的。现在我们要做的预判，首先就是中国未来的乡村是不是一定会消失。如果是乡村一定会消失，乡村都死掉了，无非是你痛苦一点；如果乡村不灭，则要另当别论了。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宏观的判断。以我自己的认识来看，乡村也是不会消失的，但面对乡村我们要解决是“衰而未亡”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制止乡村“衰”的问题。针对这个预判，我们要做一些研究，看乡村的未来是不是村庄的终结。

再一个，我们要对农民好好做一些研究。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惯式，农民是什么样的？我们通常只是下意识地按照我们的理解来想象农民，而对农民没有进行好好的研究。我离开发展中心的时候参加过一次精准扶贫，那次可是把我教训深刻了。在云南的一个村子，一户贫困户家前面有一块湿地，那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工作，还带有很强的政府思维。我对那个农民说，你翘着二郎腿，听着音乐，怎么不养一头牛？他看了我两眼，又继续哼着他的音乐。我又说，你应该出去做点什么事，他又看了我两眼，又接着听音乐了。这个农民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我们老是以我们以为的农民的样子去认识他、改造他。我们要重新认识农民，要认识现代农民的变化，到底哪些变了哪些没变。尤其是变了的东西，哪一些变了，我们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到底什么是农民？什么是现在这个阶段的农民？举一个例子，前一阵我带一个学生到乡下去做调查，这个学生看到一群农民戴着斗笠，用一块布把脸罩着，骑着摩托车从城里往家赶。我的学生就在那儿拍照，我问他在拍什么，他说，刘老师你看这一群人是什么？我说是农民啊，他说不，这是一帮产业工人，农民阶级已经消失了。这个事其实说明现在的农民不同于以往的农民，那现在的农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有好好研究。

其三要好好研究村庄。我们对村庄的研究更多是把它当成一个物理空间，村庄有它自己的重要性。我们一般认为，整个中国的乡村是两个载体，一个是小农，一个是村庄。村庄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又是由制度串起来的，村庄就是由各种制度串起来形成关系的总和。村庄之所以不灭，就是因为这些关系不灭，这些权利不灭，这些制度不灭。这些制度还有它的伦理规范，这些都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村庄的形态是要高度关注的，传统的中国村庄以农业为半径的，未来村庄对农民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未来村庄的形态至少在两个层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农耕半径的变化，第二个是村庄对村民的意义。村民要村庄干什么，村庄是他的根，这根不是为了回来种地，即便以后几个村合并在了一起，这个认同发挥作用也不一定非要在原来的村庄物理空间里。

第四个需要关注与研究的就是城乡关系。

乡村用什么东西来跟城市交换，这是城乡关系的起点，不是城市去乡村做什么。作为我们思考城乡问题的基础，乡村到底用什么跟城市去建立这个有机联系。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城市到了哪，哪里的乡村就能活，现在都是这种思维。你仔细想想是这样的吗？乡村没有东西与外面去交换，就断掉了。城市再多的东西进到乡村，乡村也起不来，核心是乡村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跟城市对流与交换。我前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乡村的新变化，这其中也包括农业。农业是我们误解最深的一件事，我们认为农业就是让人吃饱肚子，把人从瘦子吃成胖子，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农业就是种植业，农业就停留在这个概念上，乡村是不会有希望的。到底什么是农民？什么叫农业？是什么样的乡村？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研究它们的变和不变。现在是到了真正开始做乡村研究的时候，不管城市化到80％、90％，从乡村作为本位来研究乡村问题现在才开始。我们原来都只是研究农业，捎带研究一下农村，把乡村作为一个单独的载体、一个研究单位来研究，现在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