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三贵：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能够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脱贫攻坚要收官，脱贫攻坚最核心的指标是什么？

汪三贵：脱贫攻坚最核心的指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不仅是脱贫攻坚的核心指标，也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战的质量。除此之外，脱贫攻坚还有一个“收入要超过贫困线”的目标，即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年收入要超过4000元左右的脱贫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全部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和收入高于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才算全部脱贫了。只有贫困人口基本全部脱贫以后，贫困县才能摘帽，也就是说，贫困县摘帽是以贫困人口脱贫为前提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踏踏实实真正落实好脱贫攻坚的“两不愁三保障”和稳定增收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截止到目前，尚有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这些贫困县、贫困村是如何分布的？

汪三贵：这些贫困县和贫困村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深度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县。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有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此外还有一部分省内的深度贫困县，比如，贵州省虽然没有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但是自己省内还有深度贫困县依然没有脱贫；再比如，云南省除了三区三州的怒江州和迪庆州以外，昭通市也有未脱贫的贫困县。剩下的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县或者省级深度贫困县，到年底前必须脱贫。

《中国经济周刊》：新冠肺炎疫情对至今没有实现脱贫的深度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汪三贵：新冠肺炎疫情对那些深度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县，会有一些影响，主要是影响一部分人就业，但影响不是很大，更不至于影响到实现今年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深度贫困地区，一般而言，所处位置比较偏远，而且距离武汉也比较远，外出就业人员的比例相比其他地方要低。在深度贫困地区人员的收入组成中，转移性收入占比比较高。其它非深度贫困地区剩下的需要脱贫的那部分人，主要是老弱病残，本来就需要依靠社会保障来兜底，而兜底主要取决于财政方面的政策。因此，总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对深度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县，会有一点间接影响，但直接影响比较小。

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经营也会产生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方面。现在随着疫情缓解，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都要尽快恢复。农产品销售目前主要是通过网上销售，包括利用社交网站等新的销售方式，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减少疫情的影响；此外，建议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可以通过增加公益岗位或转移性收入，适当地增加这些贫困户的收入。

《中国经济周刊》：对深度贫困地区或者深度贫困县而言，就业是不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

汪三贵：当然。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是当下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就业是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大的方面。现在国家明确提出优先扶持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就业，各个地方也在采取措施，比如从贫困地区点对点接送工人返岗复工等，就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帮扶措施，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到发达地区就业。当然，有很大一部分贫困人口是在当地就业，主要是在当地的扶贫工厂、脱贫车间和公益岗位等就职，当地的企业也要采取措施，尽快复工复产，帮助贫困户就业。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按日子算大约也就是300天，能否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汪三贵：完全可以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我国目前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1113个贫困村未出列、551万贫困人口未脱贫。这个任务量跟前几年相比，已经小了很多。这几年平均下来，每年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有1000多万，相比之下，现在的工作量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就贫困县来看，现在只剩下52个，而去年一年就脱贫了300多个个贫困县。贫困村也一样，原来总共有12.8万个贫困村，现在只剩下1113个。无论从贫困县、贫困村还是贫困人口的数量，今年的工作量跟以往相比，已经减轻了很多。虽然工作量减轻了，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当下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应该看到，目前遗留下的没有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肯定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尽管这些硬骨头难啃，但是只要应对得当，在今年底实现全部脱贫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目前我国的扶贫力度在不断加大，体制机制已经健全，资源也在不断地向这些地方倾斜，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的部署，脚踏实地、精准施策，在接下来仅剩的10个月之内，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肯定能够完成。

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0万已经脱贫但有返贫风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别是要关注他们受疫情影响的情况。这部分贫困人口通常收入水平超过贫困线不远，如果受疫情影响工资收入或家庭经营收入下降，就有可能掉到贫困线下。落实好“四不摘”（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要求就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中西部22个与中央签订“责任状”的省份，他们的脱贫攻坚完成得怎么样了？

汪三贵：中西部22个与中央签订了“责任状”的省份，有一部分已经在2018年和2019年底完成了“责任状”目标，尤其是中部的一些省份，贫困县都已经退了，摘掉了贫困帽。目前剩下的贫困人口比例也已经很低了，就是一些扫尾和巩固提升工作。但是，还有一部分西部省份，像云南、贵州、甘肃等，要到今年底才能完成“责任状”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与中央签订“责任状”的这22个省份的贫困县都清零，实现了全面脱贫的目标，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小康的标准？

汪三贵：我个人认为，实现了全面脱贫的目标后，就意味着绝对贫困彻底解决，贫困户不为基本生活发愁，因而迈入了小康的门槛，但并不意味着达到高标准的小康标准。我们常说的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是让他们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有保障，能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但距离达到高标准的小康生活还比较远。

《中国经济周刊》：脱贫攻坚跟全面小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汪三贵：脱贫攻坚中的脱贫，是进入小康的一个最低门槛，全面小康社会不允许有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因此，我们必须要按照打攻坚战的方式去实现脱贫，如果贫困人口连绝对贫困都没有摆脱，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就很难说得过去。因此，实现小康的底线目标，就是必须使得贫困人口都要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指平均生活水平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过上高标准小康生活。所以，对那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要在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让他们能够尽快地达到高水平的小康生活。

《中国经济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的具体措施，如何让这些措施得到更好地落实？

汪三贵：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还有一些难题待解。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已经指出了脱贫攻坚的四大难点：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解决上述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已经作出部署，这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认真贯彻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应该看到，分类施策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全国多地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积极鼓励企业复工复产，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尽快恢复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