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分享】大城市 大农村 大融合——重庆道路的选择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在此背景下，城乡融合是目标、是要求，也是根本选择。结合重庆实际情况，我以“大城市 大农村 大融合——重庆道路的选择”为题，从三个方面为重庆城乡融合工作提出相关看法和建议。

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在四个直辖市中具有鲜明特点。

在产业结构方面，2018年重庆第一产业占地区GDP总量的6.7%，虽低于全国7.19%的比例，但远超上海的0.3%、北京的0.4%、天津的0.9%的比重。

从城镇化率来看，2018年重庆的城镇化率是65.5%，尽管高于全国59.58%的平均数据，但却远低于北京86.5%、上海88.1%、天津83.2%的城镇化水平。

从人口结构来看，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大迁移的背景之下，重庆的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在四个直辖市中表现尤为强烈。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2100万，户籍人口1400万；天津常住人口1400万，户籍人口1100万；上海常住人口2400万，户籍人口1450；重庆常住人口2100万，户籍人口3300万。对比可见，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远远大于户籍人口，是人口和劳务迁入地，而重庆市户籍人口大于常住人口，是直辖市中唯一的人口和劳务输出市。

基于上述三个显著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重庆是大城市，但也是大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事关重大。重庆的现代化发展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相对于其它三个直辖市要求更高，任务也更为艰巨。由此，确立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定位和方向，我认为非常重要。从阶段性的选择来讲，让重庆的农业像工业一样强大，让重庆的农民像市民一样富有，让重庆的农村像城市一样美好，这既是城乡融合的根本要求，也是重庆基于自身定位的战略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方略。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融合，而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抓手，城乡融合要在劳动力、土地、人才、技术、资本方面实现平等交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等交换应该以夯实农业基础、补齐农村短板、填好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鸿沟为目标，要求农业的基础要更加扎实。

重庆的农业、农民、农村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较，具备自身鲜明的特点。

从重庆农业角度来看，应立足自身定位确立下一步发展方向，明确地讲，就是要以都市农业为发展方向。其间，有三个关键点：其一，重庆要稳定粮食自给率，在稳定自己粮食自给率的同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农业资源禀赋更多地聚焦在肉、蛋、奶、果、蔬、花卉等菜篮子产品供给方面，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选项。事实上，中央讲菜篮子的市长负责制，更多是讲重庆、上海、北京、天津等四个直辖市和各大中城市。其二，在农业三产融合发展方面，重庆要在全国率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实现农旅结合、农文结合、农工结合、农贸结合，应该成为重庆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农业与文化、旅游业结合，形成观光旅游休闲产业；把农业和工业结合，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大发展等，不一而足。其三，重庆农业需要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吃祖宗饭保儿孙碗，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重庆农民角度来看，应该聚焦于精准脱贫和农民收入增长两个大的方面。其一，解决绝对贫困问题。2019年重庆又解决了11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但还有三万多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武陵山区、秦巴山区，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全部脱贫，同时要研究后贫困问题；其二，制定农民收入倍增计划。2018年重庆农村居民收入13781元，城市居民34889元，城乡收入比为1:2.53，在四个直辖市里城乡收入之比是比较大的（上海1:2.24，天津1:1.86，北京1:2.58），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均低于其它三个市。

从重庆农村角度来看，做好“山川秀美”的大文章，我以为是个很好的选项。具体而言，其一，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的质量感。在解决厕所问题、垃圾问题、面源污染问题上，落实3年整治目标，中央有要求，重庆有行动。两个月前，我在重庆江津、合川、江北做了相关问题的调研，我感到重庆在这个方面践行中央要求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其二，要高度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其三，重庆相对于北京、上海、天津的最大优势，就是重庆有山有水有田园风光，重庆有美食——重庆火锅，重庆有美景——长江三峡，重庆应该成为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这是重庆做好“山川秀美”这篇大文章的落脚点。

改革开放已有42年，我们靠改革换来了共和国的今天。在向强国梦迈进的过程中，改革仍然要在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三个方面做好文章。城乡融合，说到底是改革问题。只有深化农村改革，城乡融合才会有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农村改革三篇文章，每一篇都要做足。

第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在此基础上，盘活用好农户拥有的经营权，并将经营权共享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促使重庆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走好资源性产业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聚焦农业内部具备收入增长的机会，大力发展菜篮子产品产业，譬如蔬菜、水果、禽蛋、生猪的生产，这既是农业内部最大限度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机会，也是最大限度增加农民收入的机会。重庆江津的花椒产业，合川、江北的柑橘产业，这些产业相对于粮食产出，它是吸纳劳动力的，本身的效益是好的。要坚持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三权分置方向。另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要盘活用好农村废弃的学校用地、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等。我在调研中发现，即便是在江北、江津等地，废弃的学校用地、农村的闲置住房都还不少。按照中央的要求，充分利用这些废弃或者闲置的资源，发展观光旅游休闲产业、发展农业辅助用地、发展设施农业。

第二，聚焦经营主体的发育和人才培养。在培育壮大各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改革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人力资本。我以为，培育新型农业劳动力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其一，要有情怀。要真正喜欢做农业，爱农业，爱农村，要有感恩、奉献精神，摆正心态，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其二，要有工匠精神。无论从事资源性农产品生产，抑或是开创新产业、新业态，都强调追求品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和工匠价值，这也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三，要有创新意识。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休闲、民宿产业、互联网+农业、智慧农业、养老养生等行业都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同时，过去很多前所未有的职业脱颖而出，比如乡村规划师、农村生产生活类服务性从业人员等。这方面“新农人”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其四，要有社会责任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不仅自己要致富，而且要发挥引导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群众共同发展，共同致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第三，产权制度改革要与乡村振兴结合。重庆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以“三变”为抓手，带动农村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全面改革。把产权制度改革置于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我以为有五个方面的结合问题：其一，产权制度改革要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结合起来；其二，产权制度改革要跟农业内部就业和增收结合起来；其三，产权制度改革要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其四，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治理结合起来，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其五，产权制度改革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紧密地结合起来。产权制度改革搞得好，我们的党支部才会有凝聚力、战斗力，才能带动农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