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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书玲等：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在揭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梳理转型特征、探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总结及其提供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阶段；乡村转型特征可凝聚为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全球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特征，但相关经验及认识仍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乡村实践发展、推动相关理论建设提供启示，并从“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进行了系统思考。 1 引言现代化是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范式，工业主义是现代化大厦的最重要支柱之一[1]。在日益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乡村的存在形态、功能角色、价值行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2]。西方国家乡村社会经济现象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以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乡村经历了持续的重构与转型，乡村研究亦从“一潭死水”迈入“乡村复兴”，20世纪80年代跨入“一个了不起和重要的发展时期”[3]，并于80年代下半叶由Marsden等提出了乡村重构与转型理论[4,5,6]。 当代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驱使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导致乡村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地域功能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7,8]，乡村重构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乡村衰落，并由此诱发了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前途的忧思，产生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政策困惑[9]，但摆脱发展困境、走向振兴之路则是乡村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必然选择。基于此，借鉴西方国家乡村发展的先行经验和理论积累，加深对中国各类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实践认知并夯实其理论基础，是新时期中国乡村地理学的首要任务[8,9,10,11]。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实践发展历程与理论转向轨迹等并不能提供标准模板，但其先行经验与理论积累对前瞻性地思考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理论构建及未来趋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具有实践启示和理论意义。本文拟系统梳理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转型特征及驱动因素；在借鉴西方国家乡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内涵与关系、特征与机理，以期为准确把握实施乡村振兴的理论前提提供借鉴与启示。 2 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时空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间，西方国家的工业高速化发展和城市规模化扩张给乡村发展蒙上了阴影，发展格局呈现“乡村边缘化”[12];20世纪70年代，以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为重要节点，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因资源不足等而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引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福特主义工业霸权主张逐渐衰弱；因技术进步而导致制造业高度机械化不再依赖城市的熟练工人，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和寻求更广阔的土地，西方国家制造业开始加速由城市向本国乡村迁移[13]。新的资本与新的产业开始渗透并改造西方国家的乡村和农业，并引发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与转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最先跨入乡村重构行列[5,14]，法国紧随其后[15]。后工业化和逆城市化推动工业资本和中产阶层向乡村流动，工业资本与城市阶层的嵌入通过重构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产权关系而产生新的消费功能，乡村空间开始走向复兴。20世纪80年代，后工业化持续推动西方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恰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由此引发西方国家制造业工厂迁往中国东部沿海。以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为驱动的北欧国家也进入了乡村重构与转型期，以瑞典和挪威为主要代表[16,17]。与此同时，以农场经济危机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驱动的南欧和大西洋洲也开始乡村重构与转型历程，主要以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要代表[15,18,19];20世纪90年代，城市迁居群体持续嵌入，并通过对乡村空间进行再生产及其文化建构，将乡村弱势群体身份他者化，致使乡村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环境保护的诉求也要求乡村具有农业资源保护、文化景观修复等多重功能。乡村主体多元化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催生了多功能乡村；1995年生效的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欧洲将其纳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中）则使多功能农业发展得到有效保障，多功能农业是多功能乡村的基础，从而从政策和实施层面促进了消费性乡村向多功能乡村转型。进入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崛起于1990年代初、因商业化而广泛普及于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进入以“混杂（Hybridity）”为特征的新时期[20]，自然与非人类实体如同社会与人类主体一样合法参与乡村重构，全球性与地方性、乡村性与都市性之间的复杂互动和线上虚拟网络与线下社会现实相互转化推动乡村重构，现代性与乡土性从二元对立转向相互融合、传统社会文化的生命力被重新激发——乡村因乡土性而全球化，多功能乡村向全球化乡村转型。全球化乡村形成过程以英国、澳大利亚最为典型[20,21]。 3 西方国家乡村重构历程3.1 经济维度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西方以工业高速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减缓，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合国家干预开始进入乡村市场，部分制造业也开始迁往本国乡村；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生产主义遭遇危机，农业生产采用工业化的标准与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却导致农产品生产过剩，乡村家庭（农场主）农业收入减少，也愿意接受新的资本和新的产业，以达到收入来源多样化的目的。资本的连续尝试、渗透和改造着西方国家的农业系统。由农场资本、土地权利、商业管理结构、土地关系四个要素构成的农业企业内部结构开始引发重构，进而出现了农业产权的新划分。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具体变化是资本渗透过程的指示器[5,6,22]。 中产阶层对乡村的殖民化也转化为新的土地关系。随着中产阶层的纷纷涌入及农业企业内部结构的重构，乡村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多样化（不适应重构的家庭迁出，另一方面重构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了家庭的团聚）。在资本对乡村的渗透和改造以及中产阶层嵌入的双重作用下，西方国家乡村地域非农化的消费属性开始显现，从农业生产转向乡村的消费。这个阶段，乡村重构侧重于经济重构，学者引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乡村重构[3,23]。乡村遵循着从资本渗透、制造业迁入-农业内部结构重构-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产权发生变化-中产阶层嵌入-家庭生活就业方式多样化-非农化的消费功能凸显的重构过程。资本、土地、产权成为这一阶段乡村地域系统的主要要素，其空间序列和相互作用方式的变化驱动着乡村进入重构的初始阶段，即以经济重构为主要内容的初期阶段。 3.2 社会维度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城市病”催生城市社会的“乡村田园梦”，具有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城市迁居群体通过对乡村空间进行再生产及其文化建构，将乡村弱势群体身份他者化（otherness）和社会空间边缘化，从而重塑乡村文化景观、重构乡村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环境变化及其可持续发展引发人们对乡村空间的重新审视，农业资源保护、文化景观修复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西方国家乡村政策的价值取向。西方国家乡村的社会/空间、自然/文化、我者/他者二元问题越来越凸显，“中产阶层的力量发挥主导作用，他者只是部分角色”[12]。乡村从以资本和土地为重心的经济维度重构转向以社会（他者）、空间（建构）为重心的社会维度重构。乡村社会呈现中产阶层话语—乡村弱势群体他者化—共同建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Marsden从生产与消费、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制度与权力的建构三方面探寻乡村重构机制[24]，表明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进入以经济重构转向社会重构、地方层面重构转向国家层面重构的深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后结构主义哲学在人文地理学界兴起，使乡村研究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实现了对乡村社会关系的整体性研究。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是人类意识所产生的结构模式在外部世界的投影[25,26]。核心思想是利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来解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知识、话语、社会身份、我者、他者”这样的认识论的关键词，并强调关注与权力阶层相对应的社会弱势群体对社会及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27]。其中福柯和列斐伏尔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国家人文地理学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乡村地理研究者借助“话语、他者”以及强调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哲学主张来认识西方国家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构[12,27,28,29,30];Harfacree利用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论证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从生产主义进入后生产主义（即多功能乡村）[31,32,33,34,35]。西方国家乡村研究也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 3.3 综合维度重构主导的发展阶段21世纪初，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联系具备跨地域边界的能力，技术进步（互联网等）所形成的“时空压缩”成为推动现代全球化最重要的前提之一[36]，西方国家进入全球化深入发展阶段[37]。资本和劳动力等乡村地域系统要素从国内的城市流往乡村转向全球性流动；全球性流动的加剧对乡村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乡村地域系统许多关键要素全球化，西方国家乡村主体新增了跨国公司、国际劳工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及非人类主体等（乡村地区的特殊性是由非人类主体所代表的）。全球性流动不仅带来新的乡村主体，也催生了新的产业，新产业改变了乡村社区经济和环境关系，改变了景观面貌，西方国家乡村呈现多维混杂的空间格局[20,37]。 这一阶段的乡村重构历经了主体的混杂-维度的混杂-文化的混杂的过程。主体混杂重申了乡村自然属性，意识到自然与非人类实体也是乡村重构合法的主体[38],Cloke将其理解为多元主体物质性的乡村建构[39];Woods也认为全球化下乡村重构强调了地方和全球参与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行为，产生了新的混合形式和关系[37,40]。维度混杂主要关注乡村在更广阔的城乡乃至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网络中所处的系统结构和镶嵌关系[41]，乡村也成了全球性与地方性、乡村性和都市性之间不断协商和重构的混杂变体[38]。文化混杂关注乡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传统社会文化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与现代文化混合生产，重建精神共同体[42,43]。乡村由此成为一个多主体、多维度、多文化混杂的网络化空间。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重构已经跳出了侧重经济重构的初期阶段和侧重社会文化重构的深化阶段的单一性，在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上纳入了自然要素，尺度上也由原来的地方与国家拓展到全球，基于特定空间情景的主体重构与网络重构过程得到凸显。 4 西方国家乡村转型特征4.1 从生产性乡村到消费性乡村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为确保粮食安全，对农业发展实行高保护主义。乡村主要关注点是最大的粮食生产，以确保国家或地区的自给自足[44]；一个小型但强大而紧密的农业政策共同体诞生，拥有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构[45,46]；农业技术常常依赖于高外部投入的应用和重型机械的使用，在一些集约化养殖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退化[47]。农业生产主义在西方国家乡村盛行，以集中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培育了一个达到产量增长和产出最大化的农业产业体系，造就一个以农业为核心的生产性乡村。 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西方国家进入逆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周边通勤地区的出现最先侵蚀着城乡二元结构，中产阶层携带资本进入乡村市场，重构乡村空间，有效满足中产阶层文化想象和生活体验[48,49]。与此同时，乡村农业部门产生重构，部分制造业迁往乡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城乡流动日趋频繁，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大幅度下降，而非农就业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对乡村影响普遍减弱，原有的以农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逐渐被瓦解。乡村地区逐渐变得不那么自给自足，对外部更广泛的力量更加开放，并受到广泛的需求影响；新的主体与新的需求将乡村塑造成为城市社会的消费空间。乡村通过成为消费关系的可变储存库，对城市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通过作为商品与服务的储存库，乡村资源价值链重新排序。最终将乡村生产活动的存在也归因于以消费为导向的关注[15,50,51]。西方国家乡村由生产性乡村转向消费性乡村。消费是相对生产而言的，消费性乡村的主体以中产阶层为主导，复杂性相对较低；用消费性乡村来概括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西方国家乡村，着眼于经济维度重构而引发乡村由生产性向消费性转型。 4.2 从消费性乡村到多功能乡村20世纪90年代，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业竞争力，同时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破除了农业贸易壁垒，导致其他地方的农业冗余，并丧失生存能力，只有通过扩大其他渠道投资或转为非农业用途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群体对乡村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被市场驱动的城市阶层利益所消费，被住宅、旅游、娱乐、生活方式或投资机会所吸引，以及越来越依赖非农收入的农户所消费；与此同时，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西方国家乡村政策的价值取向，乡村增加了农业资源保护、文化景观修复等功能。农业冗余、市场驱动的乡村多用途的出现和乡村社会价值的不断变化驱使西方国家乡村从消费性乡村向多功能乡村转型[52]。正如Potter等所总结的那样“乡村是多功能的，不仅生产粮食，还能维持乡村景观，保护生物多样性，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乡村地区的生存”[53]。Losch等指出多功能的核心是乡村地理区位的特殊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可分割性[54,55]。在西方国家乡村研究中，曾经用后生产主义来研究这种新形态的乡村，但后来部分学者强调后生产主义乡村只能用于描述乡村变化的一个特定(或相对）的过渡阶段，多功能乡村的概念与理论可能更适合描述当代乡村变化的可能的“终点”[56,57]。Wilson则暗示了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本质上是同义的，不同的概念只是决定了多功能在政策中是如何运作的[58]。 西方国家乡村重构到深化阶段外显出来的转型结果是多功能乡村的产生，而与多功能相对应的是乡村越来越多元化主体的多样需求驱动乡村呈现多种功能，包括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超越了原有消费性乡村过于强调“去农业化”，而忽视了农业基础作用。多元主体共同建构了乡村空间，建构后的空间更是多功能的体现，也是社会文化重构过程的结果。Wilson引入多功能路径依赖和决策廊道的概念，揭示从弱到强的多功能性在不同乡村的不同表现，说明西方国家乡村在多功能乡村框架下不同乡村多功能性的强弱程度是有差异的[59]。 4.3 从多功能乡村到全球化乡村21世纪初，西方国家乡村在更高程度上参与了人员、资本、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分配，加上虚拟网络的普及进一步磨平了地域边界，本地与非本地的联系更加紧密[60]。全球性力量和地方性实践在网络中相遇和混杂，创造出新的形式与特征，乡村的意义被重新建构[61]；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等全球问题也凸显了乡村地域的独特功能[49]。西方国家乡村由原来的地方性多功能进入全球化的大框架，Woods将其概念化为全球化乡村[37]。传统的乡村经济衰退，全球化乡村被重新定位为两个新的和完全不同的游戏场与垃圾场。一些乡村社区从外来投资、行政集中或旅游胜地的发展中获得利益，而另一些乡村社区却日益走向衰落[20,21,37]。 传统的地方和系统通过与全球网络互动来改变，但结果往往不是标准的，而是地方混杂性的产生，正是通过混杂的方式，地方在全球化下重新构建起来。全球化乡村空间的混杂重构不仅涉及到地方和非地方的混杂，还涉及到各种自然和社会元素的混杂，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因素的混杂[40]。多功能乡村向全球化乡村转型，是主体上更加多元化和空间上扩展化以及基于多因素的混杂重构的结果。Woods在预测现有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框架，提出了全球化乡村十大特征，总结为基于食品体系的全球化乡村、基于劳动力迁移的全球化乡村、基于旅游胜地的全球化乡村。并将其概括为全球化乡村（global countryside）和不稳定的乡村世界主义（precarious rural cosmopolitanism)[20,37]。 5 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驱动因素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其乡村重构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和全球化。后工业化和逆城市化是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初始动力，推动了乡村经济增长和城乡人口流动，使乡村地域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消费结构、城乡关系等显著转变[62,63]；全球化推动了乡村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促进了乡村重构向更广、更混杂的方向发展，重建资本、劳动力与技术关系，推动了西方国家乡村向全球化乡村转型。 5.1 后工业化与乡村重构-转型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是资本和劳动力由非服务部门向服务部门转移[64]，西方国家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工业增长明显减缓的现象（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节点），并导致社会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65]。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乡村边缘化与去乡村化得到根本改变，乡村发展逐渐进入资本和劳动力的视野。 后工业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源动力：一方面正是后工业化驱使工业资本进入乡村，农业企业内部引发重构，导致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产权发生变化；具有资本优势的中产阶层带着“乡村田园梦”嵌入乡村，打破了乡村主体的均质化格局，引发乡村空间异质化，乡村空间的异化对部分本地居民带有驱逐作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制造业于20世纪70年代迁移至本国乡村、20世纪80年代转移至中国东部沿海，导致服务业占比逐渐增大，并向乡村发展；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向，不仅为西方国家乡村带去了资本和产业，也带来了制造业释放出的大量失业人员，成为乡村服务业和多功能农业的主要从业者[16]。西方国家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驱动力贯穿乡村重构与转型的整个过程[14]，城市迁居群体的第二居所催生的高房价也是乡村人口不断流出的原因之一。Vias分析了1988—1999年美国乡村零售业重构的不同路径，强调西方国家研究乡村重构与转型不仅要从农业、制造业、旅游业视角，还需要从零售业的视角透视其重构过程[66]。Hedlund将1945—1980年出生于瑞典的就业群体分为3个组群，分别考察与研究了制造业转移对低收入人口迁移至乡村并就业的特征与机制[17]。 5.2 逆城市化与乡村重构-转型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英国产生了“逆城市化”现象，随后在欧美国家扩展[67]。美国逆城市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第一阶段以乡村复兴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源于互联网的崛起为就业和居住分开提供了可能[68]；法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人口向中小城市迁移增长的峰值与大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西方国家逆城市化出现的时间节点略有不同，但都以乡村复兴、乡村人口增长或减少下降以及大城市人口减少为主要特征[67]。部门变革与城市移民是西方国家乡村重构和转型外源驱动的核心因素[17]，后工业化驱动部门变革，逆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城市移民；逆城市化产生的大量人口流动虽然有“乡村田园梦”环境偏爱以及交通条件改善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引起人口就业区位特征变化的因素——经济活动地域分布状态及其变化[67]。 城市移民促进了乡村人口来源和组成结构的改变，使得乡村主体多元化。乡村主体多元化使乡村空间关系日益复杂化，乡村居民、中产阶层、休闲游客、第二居所的拥有者、他者（乡村弱势群体）以及自然主体共同塑造了全新的乡村性，而中产阶层的嵌入在乡村主体多元化中占主导地位。Fredrik研究了城市迁居群体的第二居所在挪威产生的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群体对第二居所的看法，研究得出乡村地区大量的第二居所为许多经济、社会、文化冲突提供了土壤，但也为乡村社区带去了新的资源，当地居民特别是乡村精英对其进一步的发展采取积极的态度[69]。Holmes则强调不仅要关注高薪人员，也要关注低收入人员（如城市退休人员以及从制造业转移与农场经济危机中释放出来的乡村再就业人员以及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就业人员）在乡村重构与转型中的作用[70];Falk通过案例研究论证了逆城市化促进了美国乡村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和加深[71]。 5.3 全球化与乡村重构-转型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西方国家迈入以技术创新、社会现代化、环境问题的全球共识为驱动的全球化深入发展阶段[17,37]。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时空压缩”快速推动全球化；社会现代化让阶级和种族的不同不再重要，间接促进了不同类型移民的全球性流动；环境问题的全球共识让食品安全提升到重要位置。正在持续深入发展的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世界主义观念的形成。西方国家资本在全球乡村寻求新市场、更廉价的资源和生产场所以及新的投资机会，促进了乡村经济基础的重新配置；全球流动性的增强使国际移民向西方国家乡村地区和小城镇转移，解决了乡村经济劳动力短缺问题。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化乡村的形成，全球化乡村根植于日常实践，并由个人的行为与态度所促进，其中一些人利用他们的世界主义主观经验进行跨文化交流和频繁互动，成为横向推动者[20]，同时游客也在全球乡村范围内寻找新的目的地和体验地。 全球化促进了乡村主体多样化和地域空间扩大化，推进了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进程，促进了全球化乡村的诞生，让西方国家乡村产生了具有能见度很高的全球化标志——全球商品链建立（即全球农业食品体系建立和发展）、自然资源商品化、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以及新环境景观的产生[37]。Gertel通过对地中海园艺生产的研究，证明了依赖于廉价而灵活的移民劳动力，可以从小规模的传统家庭式农业企业转变为大规模工业化和密集食品生产的跨国企业，并将其与全球的食品中心紧密结合[72]。 6 结论与讨论6.1 结论(1）当代西方国家的乡村重构发端于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和全球化等复杂背景,并与特定时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相关联。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等发展阶段，本质是外部（城市）主体、资本和文化的直接嵌入引起的乡村要素重组及关系重塑（结构变化）。乡村重构在有效丰富乡村发展要素、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同时，乡村人口被迫置换、乡土文化受到冲击等现象令人忧虑。 (2）西方国家的乡村转型是乡村重构直接作用的结果。与乡村重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乡村转型大致存在“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本质是以地域主体功能演替为表征的乡村性质变化。总体上，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有力推动了乡村复兴，但其“去农业化”和“去乡村化”等倾向则备受质疑。 (3）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和全球化不仅是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时空背景，也是推动其交替演进的主要作用机制。在交通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条件下，后工业化引发的生产部门变革为乡村重构与转型构造了组织制度基础，逆城市化则为乡村重构与转型带来了充满活力的城市要素，互联网与全球化的耦合进一步为乡村重构与转型开辟了更加广阔的要素和市场空间。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和全球化共同演绎了异彩纷呈的乡村重构/转型历史画卷。 6.2 讨论(1）关于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理论解读。乡村重构与转型是当代乡村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乡村地理学的近期研究热点[73,74,75]。但国内学术界对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理论内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研究将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不作区分而混用，也有研究将乡村重构/乡村转型等同于乡村变迁，还有研究分别将乡村重构/乡村转型做“过去时”和“将来时”等不同的解读[10,75]。对乡村重构/乡村转型概念内涵的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化。西方世界乡村重构/转型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认识为准确理解乡村重构/转型的科学内涵提供了有益借鉴。研究表明：乡村重构是指人口、土地和资本流动引发一定乡村地域的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本质是一种结构变化，例如“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等；乡村转型则是指一定乡村地域要素重组和关系重塑催生的地域功能变化，本质是一种性质变化，例如从生产性乡村到消费性乡村等；乡村重构与乡村转型之间乃是一种过程与结果、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正是一定乡村地域的要素和结构变化[76]，推动了地域功能及性质变化。 准确把握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然引发乡村空间的剧烈变化，持续经历的乡村重构与转型也已引致命运迥异的空间效应：个别乡村异化为“超级村镇”、部分乡村退化为“空心村落”，更多的则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乡村衰败的实质是乡村地域功能异化或退化，与此相对应，乡村振兴的目标则是乡村地域功能优化或强化。如果说乡村地域的功能异化或退化是乡村重构的作用和乡村转型的表现，重组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塑乡村地域系统结构进而推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或强化成为乡村振兴的逻辑必然（图1）。据此，准确把握当代乡村重构特征及转型机理当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理论前提，以“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和认识当代中国乡村地域系统演变过程，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规划路径。 图1 乡村重构、乡村转型与乡村振兴 Fig.1 Rural restructuring,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2）关于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实践认知。研究表明：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具有空间非均衡性和阶段非连续性特征。前述关于“经济维度重构主导-社会维度重构主导-综合维度重构主导”的乡村重构阶段和“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乡村转型主线是基于西方国家乡村发展的整体性概括和凝练。具体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西方国家乡村地区未必同时经历相同的乡村重构阶段并表现出相同的乡村转型特征；具体到某一特定乡村地区，乡村重构与转型也未必完成了上述完整的理论轨迹。区域背景、区位条件乃至政策引导等因素都可能是构成乡村重构与转型时空差异的原因。 中国乡村空间广阔、地域类型多样，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乡村重构与转型进程、特征及其空间效应理应存在显著差异，现阶段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可能图谱是经济重构主导、社会重构主导和综合重构主导并行，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和全球化乡村同在[73,77,78,79]。根据图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在准确定位乡村地域主体功能的基础上，通过重组乡村要素以优化地域功能。据此，东部发达地区拟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定位为全球化乡村，中部地区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为背景、定位为生产性乡村，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可考虑定位为多功能乡村；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多功能乡村，农产品主产区坚持生产性乡村等。通过分类重构乡村要素、优化乡村地域结构，从而达到优化或强化乡村地域功能的目的，最终推动乡村走向振兴。 (3）关于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经验借鉴。当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乡村重构与转型具有迥异的时空背景，因而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内涵（表1）。中西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共性特征均表现为人口、土地、资本流动引发的乡村要素重构及地域功能转型。前者发轫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外源驱动激起乡村内部要素的响应性变化是其主要作用机制，表现为乡村要素“存量”激活主导的乡村重构与转型；后者起始于后工业化和逆城市化背景下，外部主体、资本和文化的驱动性作用是其主要作用机制，表现为城市要素“增量”嵌入主导的乡村重构与转型[80,81,82,83,84]。在很大程度上，现阶段中国的乡村重构与转型引致了乡村衰落，西方国家的乡村重构与转型则推动了乡村复兴。因此，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认知既不是标准模板、更不具普遍意义。 表1 中西乡村重构与转型之异同
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是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与之相伴而生的乡村衰落则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困惑。中国是一个总人口和乡村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农业生产功能独特、乡村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政府推动实施的乡村振兴既是应对这一全球挑战的担当之举，也是化解国内发展矛盾的重要抓手。科学认识当代乡村发展特征、准确揭示乡村空间演变规律是有效实践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地理学能够为此做出独特贡献。立足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吸收西方世界的研究养分，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构与转型理论既是中国地理学者的应尽职责、也是中国地理研究的应循之道。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79); 作者：胡书玲 余斌 王明杰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