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向焦裕禄学习什么

　　作者：徐蓓

　　不久前，在由山东省社科联、山东大学等主办的“齐鲁大讲坛”上，焦裕禄的女儿、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焦守云深情地讲述了“我的父亲焦裕禄”。66岁的焦守云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她说，这就是焦家的家风，也是父亲留给自己的最大的精神财富。

　　国产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生产总指挥

　　我的父亲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的一个叫作北部山的小山村里，那里是孔孟之乡，也是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父亲从小的成长环境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因迫于生活压力上吊自杀了。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彻底不行了。我的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因为家里很穷，我父亲只读到小学毕业就开始逃荒、要饭、做长工，甚至还被抓去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挖煤，吃尽了苦，受尽了罪。

　　我的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军南下，到了河南尉氏县。他在尉氏县认识了我的母亲徐俊雅，两人结为伴侣，相亲相爱地度过了15年时间。他们共同养育了6个孩子，三男三女。

　　1953年的时候，为响应农业支援工业的号召，我父亲被调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在这个厂里，我父亲经过刻苦学习，完成了从小学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大学生这么一个深造过程。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完以后，他又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然后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的车间主任。

　　这期间，他带领科技攻关团队和工人师傅们，生产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2.5米的大型矿山机械卷扬机，他当时任卷扬机试制的生产总指挥。这是我父亲在工业战线上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他前前后后在工业战线上工作了9年时间，占了他整个18年工作经历的一半。

　　他在最穷最苦最难的时候到了兰考

　　我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去兰考的呢？他是在兰考最穷最苦最难的时候去的。难到什么地步？平均亩产只有43斤。兰考当时穷得出名，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都在要饭。兰考在历史上饱受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的危害。有一句话叫“灾区栽干部”，所以这是一个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在有两位干部都表示去不了的情况下，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同志想起了我父亲，他们是一起南下的干部，他觉得我父亲一定会同意去的。果不其然，我父亲当场就表示，“兰考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够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我父亲是临危受命，来到了兰考。他从工厂调到地方，工资降了40多元，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我父亲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上的调动。

　　因为兰考的老百姓太穷了，我父亲到了那里后，对干部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比如，到群众家里去吃饭，必须要到村里最穷的那一家去吃。为什么？我父亲说，不到最穷的这一家，你就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什么。他还提出，一不准让老百姓买，二不准让老百姓借，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而且，你走的时候，一定要把饭钱交了，一分一厘的便宜都不能占。

　　父亲曾经吃过老百姓要来的百家饭。所谓百家饭，就是农民们在农闲的时候出去要饭，要来的饭当天吃不完，比如一些窝窝头、红薯，就摊在太阳底下去晒，晒干了以后装在篮子里存着，要等到家里有事、有亲戚朋友来做客时才能吃。有一次我父亲去一个农民家里，那个农民就从篮子里取出窝窝头，把大块掰成小块，放上盐、加点菜，煮好以后端给我父亲吃。吃着吃着，那个农民抱着头小声地哭了起来，我父亲问怎么了，他说：让你一个县委书记吃我们要来的饭，心里实在不忍。我父亲就上前安慰他：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不过你要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兰考人也会过上好日子。这位农民说：焦书记，等我们的日子好了你再来，我们给你炖老母鸡，给你烙饼吃。这就是兰考老百姓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父亲特别强调，我们下乡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带上被子。他说，你到了农民家里，千万不能向老百姓借被子，因为兰考的百姓穷，也许一家人就那么一床被子。你要是把老百姓的被子借走了，人家盖什么？

　　大家发现他有一个习惯，下乡的时候喜欢站在原地，转着圈往天上看。有人就问：“焦书记，你看什么呢？”我父亲说：“我在看谁家的烟囱不冒烟。”因为那时候，断粮是经常发生的事。他到老百姓家里，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就是锅灶。他掀开锅盖，看到锅里有东西，哪怕是红薯、窝窝头，只要不饿着，他心里就多少有一些安慰。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父亲确实是这样。

　　遇到下雨下雪等恶劣天气，他不允许干部们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必须要到群众中去，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每到大风天大雪天，干部们一定都是在下乡的路上，或是在老百姓的家里。

　　有一个大雪天，我父亲拉着架子车到一户户老百姓家里去，车上放着救济粮和棉衣棉被。他走进村里一个叫梁俊才的老大爷家，老大爷是个病人，老大娘是个盲人，无儿无女。我父亲先看看锅里有没有吃的，转过身又摸摸铺的、盖的，看看老人家身上穿的衣服能不能过冬。老大娘听见有人来，摸索着出来，大娘问：你是谁？这么大雪天你来干什么？我父亲深情地喊了一声：“娘，我是人民的儿子，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大娘听了以后感动得直流眼泪。她说：这真是新社会，毛主席好，共产党好！

　　我们老家有喊娘的习惯，我父亲进了穷苦老百姓家里，看见和我奶奶年龄相仿的大娘，就喊人家“娘”，这一喊，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这必须要有真感情，要把自己真正当成是人民群众的儿子。

　　2011年，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开拍，我任总策划，当时想给电视剧配一个主题曲。一开始，歌词写得很宏大、很华丽，但我总觉得它没有写出我父亲真实的一面。

　　我的水平也不高，但我决定试一试。根据我对父亲的理解，我写了一首歌词，歌名就叫《喊了一声娘》。我在歌词中这样写道：“小时候我喊了一声娘，山也应来水也响，脚下的路啊，步步要走稳，有娘我就胆气壮。出门时我喊了一声娘，娘抻平我的旧衣裳。娘啊娘啊，你的话儿记心上。”我的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她经常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我们穿的衣服虽然破，但我们出门进门都要干干净净的，走路的时候要抬起头来。

　　“长大后我喊了一声娘，天也阔来地也广，人生的路啊步步有脚印，有娘我就挺脊梁。”这说的是，人生的路不能乱走，因为每一步都会留下脚印，我们要对自己的每一个脚印负责。

　　“回家时我喊了一声娘，娘抚平我的痛与伤。娘啊娘，你的嘱咐永不忘。”这个“娘”指的是老百姓。我父亲特别是在1963年秋天以后，病情明显加重了，老百姓都关切地问他：老焦你怎么这么瘦？脸色这么不好看？他于是又常常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娘。从小我奶奶告诉他，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下一个人，如果你是个好人，和你相对应的那颗星就亮，一定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做地上最好的那个人。所以我在歌词的结尾写道：“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人就要有担当。”这就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我家最重要的一个家风，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12岁，对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也能看得明白。

　　那时候我们家和大家一样，也很穷，也是缺吃少喝，午饭永远是一块红薯、一块窝窝头，最好的就是一碗杂面条。

　　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我母亲像变戏法一样端出来一碗大米饭。那时候，大米饭别说吃，见都很少见。我父亲给每一个孩子的碗里拨了一筷子大米饭，他自己已经所剩无几。他一边拨一边问我母亲：这大米饭是从哪儿来的？我母亲说，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你身体不好，照顾你的。我父亲马上就说：我不老不少不病不灾的，要照顾什么？他想了想，接着对我母亲说：这大米不吃了，你记着把它送给那两个来兰考研究泡桐树的大学生，他们是南方人，吃不惯我们的粗粮，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熬点粥也是好的。正因为这一份小小的关怀，那两个大学生后来都留了下来，把青春献给了兰考。

　　说起家风，我们只知道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三条：第一，从小培养我们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第二，要艰苦朴素，不能和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步；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我姐姐小梅1963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母亲对父亲说：你看能不能给小梅安排个工作？就留在县委当个打字员，在你的眼皮底下，我们也放心。我父亲马上说：不行，她出了学校就想进机关，她缺了劳动这一课。

　　县里有些部门知道我姐姐毕业还没工作，就把招工表送到我们家里，说一填就可以去报到。我母亲和姐姐知道父亲要求严，不敢填。有一天，我姐姐对我父亲说：你给我参谋参谋，看我适合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我父亲说：我已经给你想好了，可以去打扫厕所。那时候农村还是旱厕，也就是掏大粪，我母亲说亏你想得出来。我父亲又说，要不就去学理发，学门技术。可我母亲觉得女孩子给人家剃头，她接受不了。

　　最后我父亲说，那么就去当工人吧。兰考有个食品加工厂，专门加工酱菜，我姐姐刚去的时候，每天不停地切白菜、萝卜、辣椒，切好了以后腌起来，再挑着担子出去卖。我姐姐觉得站在路上叫卖，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于是哭过、闹过，不吃饭、罢工，小女孩的招数都使出来了，可都不好用。我父亲说：你不就是觉得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吗？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

　　有一天，我父亲突然说：小梅，今天爸爸事不多，我陪你一起去卖酱菜。他耐心地告诉我姐姐怎么挑担不磨肩，怎么吆喝能尽早把酱菜卖出去。我姐姐看着我父亲挑着担子，吆喝着卖酱菜，一点也没觉得丢人。于是她说：爸爸，你回去吧，我再也不闹了。从此以后，我姐姐老老实实地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许多年。

　　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吃不饱、吃不好，得了营养不良型肝炎。后来变成慢性肝炎，特别是到了兰考以后，条件太艰苦了，又迅速在慢性肝炎的基础上转为肝癌。他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后20天就去世了。

　　临去世前，组织上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了四个字“后事从简”。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等我死了以后，请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了以后我也要看着兰考人把沙丘治好。

　　父亲去世以后，他并没有被埋在兰考的沙丘上，而是葬在郑州市烈士陵园。父亲下葬的那一天，有几万名群众赶来送葬。最后往墓穴里埋土的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我们不要用铁锨，我们不要惊动焦书记，他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大家自觉地排成长队，用手捧着土，一把土一把土地埋葬了他们的好书记。

　　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去世50多年了，我们还在怀念他？在我看来，他除了具备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的素质以外，他的个人魅力也是无穷的。

　　父亲是一个山东人，他生得高大英俊，南下的时候还在文工团工作过。我父亲不但能拉二胡，他还曾经演过一部大型歌剧《血泪仇》，他演的是男一号。

　　父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他在大连起重机厂进修的时候，隔三岔五就有小文章见报，会得到一块半块的稿费，我母亲帮他攒下来，做了一件干部装，就和现在的中山装差不多。他是一个非常爱干净、也很讲究的人，他叉着腰的那张照片，其实是挺有范儿的。

　　他还酷爱运动，是篮球场上的灵魂人物，如果老焦没有参加比赛，大家就觉得没有把握能赢这场比赛。真的，他非常热爱生活，但是到了兰考以后，他把这一切都放弃了，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解决兰考人的吃饭问题。

　　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奶奶说：禄子这孩子打小就懂事、就孝顺，他就是个好孩子。

　　我母亲说，你们姊妹6个，哪一个都没有赶上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有两个最大的优点，一是聪明，二是刻苦。聪明是天生的，刻苦是自己修来的。他要做什么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我对父亲也有肤浅的理解，那就是两句话：“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他喊着一声娘去为人民服务，如果没有感情，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搞工业，他造出了第一台大型卷扬机；当县委书记，他当成了全中国县委书记的榜样，特别是临危受命到兰考，这都是一种担当。

　　2009年4月1日、2014年3月17日、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3次来到兰考。在兰考，总书记这样说：“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就要传递下去。”（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