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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县域经济有四大新增长点 | 专家解读2022中央一号文件②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富民强国的基石”;

“县域经济的增长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要从政策上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集聚,向县域产业园区集聚”;

“要提高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必须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月22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在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县域”是这份文件的关键词之一,体现了对县域发展的高度重视。围绕文件提出的县域富民产业、县域商业体系、县域公共服务等问题,魏后凯分别进行了详细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

县域经济有四大新增长点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富民强国的基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聚焦今年一号文件多次提到的县域问题,魏后凯进行了详细阐述。

他指出,“县域”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县域指县级行政区域,包括市辖区,是一个全覆盖的概念;从狭义来看,县域包括县、自治县、民族县、县级市、旗、自治旗等,不含市辖区。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域2844个,其中市辖区973个,县1312个,县级市388个,自治县117个,即便从狭义来看,县、自治县和县级市合计达1817个,县域范围也很广。2019年,我国的县和县级市的面积加起来占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90%。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县域经济总量达39.1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的41%。六普数据(七普相关数据尚不齐全)显示,2010年我国县域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4%。

“无论从土地面积、经济体量还是人口规模来看,县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魏后凯指出,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经验来看,省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靠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主要靠镇域经济,镇域经济相当部分是靠村域经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是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我国城市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主要是农村地区、县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县域包括了城与乡,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那么,县域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魏后凯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县城、县级市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一号文件也提出‘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提升,就会产生投资需求”;第二是县域高新技术产业;第三是新兴服务业;第四是农村产业融合,如休闲旅游、康养、农产品加工、电商等与农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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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县域园区集聚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这就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魏后凯援引数据指出,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是2.4:1,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是68%,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巨大”。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强,农产品加工产业组织分散、集中度不高,总体呈现小、散、弱的特点;二是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不高,农产品以初加工为主,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精深加工产品不足;三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薄弱,管理水平比较低下,大部分企业没有研发机构;四是产加销联结机制不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五是质量监管体系还不健全,部分农产品加工品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隐患。

魏后凯认为,农产品加工业补短板,要从三大方面着力。第一,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把广大小农户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中来,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第二,要从政策上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向规模化、集约化、集群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第三,要优化农产品空间布局。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农业大县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引导企业到产地发展粮油加工、食品制造。过去农产品加工更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因此要从政策上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集聚,向县域产业园区集聚。”他强调,早期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已经行不通,如今要走园区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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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新兴产业发展需补齐四大短板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促进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在魏后凯看来,当下农村涌现出的电商、文化旅游、康养等新业态,发展速度都很快,但整体档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也说明农村的新兴产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发展潜力很大。”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来农村电商年均增速达到40%以上;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增速加快2.4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不算低,但继续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魏后凯指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是64.72%,还有35%左右的农村常住人口;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增速比上年加快3.2个百分点;对比下来,农村网络零售额只占全国的15.6%。“农村网络零售主要是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当然农村的工业品消费水平要低一些,但2021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221亿元,只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的20%。”

他还指出,近年来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也比较快,出现了由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向农文旅融合方向发展的新趋势,但还存在档次较低的现象,比如遍地开花的农家乐,所以休闲旅游也面临转型升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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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认为,农村新兴产业发展仍需补齐四个方面短板。一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如农村电商发展的网络、物流设施等,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二是补齐专业人才短板,尤其是新兴产业,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比较缺乏;三是补齐品牌短板,无论是农产品、农产品加工品还是文化旅游,产品虽多,却面临品牌建设问题;四是补齐监管短板,促进新兴产业规范化健康发展,需要做好标准制定、质量认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等。

城市向县域疏解产业应明确定位分工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引导产业有序梯次转移;大力发展县域范围内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推动形成“一县一业”发展格局。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就是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魏后凯指出,近年来,我国城镇规模增长出现了两极化趋势,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过度膨胀,超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而一些小城市、小城镇出现了萎缩,“这种两极化趋势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小城镇出现萎缩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仍较落后,以及公共服务与超大城市的差距太大。

“要处理好大中小城市与县城的分工,对于大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功能要有明确定位。”魏后凯指出,大中城市之所以要向县域疏解产业,正说明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承载了太多功能,首先应该进行功能扩散,才能疏解产业、推动人口向县城集聚;其次,要改善县城、中心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产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此外,还要完善产业链、打造利益链,要将小农户引入到利益共享的产业链中。

针对一号文件提出的“一县一业”,魏后凯则认为,这更多是针对发展中地区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借鉴贵州、云南等地做法,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让每一个县能够培育一个区域特色鲜明、比较优势突出、产业规模较大、产业链条完善、经济效益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的主导产业;“一县一业”对于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一定合适。“比如在广东珠三角地区,一个县可能有好几个产业都很强大,广东主要是建设‘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吸引农民工回流应完善县域公共服务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回流、县域人口回流等讨论热度不减。对此,魏后凯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县域人口回流趋势尚无十分充足的数据支撑,由于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县域农村人口肯定会越来越少;但农民工回流趋势确实比较明显。“当中的理论逻辑,应该是县域以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改善来吸引人口集聚、农民工回流。”他表示,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农民工回到县域主要是回到县城,小部分回到中心镇,回到农村的比例则很低。

魏后凯指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是在超大特大城市,因为现在城区常住人口规模300万以下的城市均放开户籍制度,只有一小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还要积分落户;从县域来看,县级市城区、县城和建制镇户籍已经全部放开,农民工落户县域不存在制度障碍,并且总体上农民工落户意愿还比较低。

那么,如何提高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他认为,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假如实现均等化,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镇都一样,市民化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这是一个治本的办法”;另一方面,要给予持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权限和便利,“今年一号文件也提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注重机构行政区域覆盖向注重常住人口服务覆盖转变,这是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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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住房保障也是绕不开的民生问题。魏后凯提出,要促进县域房地产走上持续健康发展轨道,首先要做好规划,摸清住房需求,包括县城本地人口、县城周边农民和外地农民工等群体的住房需求;同时要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房源供给,包括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用房,除了通过市场途径,由房地产企业进行商品房开发,还可以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用来建设租赁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此外还可以和进城落户农民退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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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抢夺人才的关键在于“留得住”

近日,一篇讨论“广东山区县编制被博士们挤爆”的文章引发舆论关注。“这些年的人才抢夺战,大城市在搞,县域也来搞,这是很正常的。”从县域经济发展来看,魏后凯认为,人才到哪里就业创业,是根据市场需求、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研究生就不能到县城工作?全国每年培养那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法律也没规定博士只能待在北京上海。”他指出,未来硕士生、博士生到县城发展的情况会逐渐增加。“从乡村人才振兴的角度来看,乡村人才总量还是不足,结构也不合理;核心问题在于,要使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在他看来,人才能否留得住,关键看三点。一个是看当地有没有好的发展机会,假如有产业支撑、有很好的就业岗位,自然能吸引人才留下;二是看有没有好的环境,包括营商环境、创业环境、人居环境等;三是看有没有好的待遇和上升通道,“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待在乡镇的人才也能获得好的待遇,拥有畅通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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