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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农民工二次返乡潮出现 中国经济如何应对？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各国纷纷推出的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都是“史诗级”的，十年前没有，未来十年也难以再有。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格局将再次发生重大转变。 中国最早受到疫情冲击、最快控制住疫情、最先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基础再造对于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引领性意义。为此，我们做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 中国成功守住底线，全年发展目标可期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剧烈冲击，但中国在1季度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为全年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 从1月20日启动疫情防控，至2月19日确诊病例存量由升转降，到3月19日全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清零”，中国在1个月内迎来疫情发展的拐点，在2个月内取得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冲击“锁定”在1季度，从而为全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中国1季度GDP负增长6.8%，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6.0%左右，物价和金融市场稳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运行，守住了底线，成之惟艰。 更重要的是，中国迅速战胜疫情使得企业停工停产不超过3个月，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稳健经营的企业能够度过“寒冬”，而不会出现大规模破产倒闭，疫情过后能够很快恢复经济生产能力，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速得以保持。 尽管1季度中国经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受到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2季度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以来，疫情对供给面的冲击得到较快修复，对需求面的影响也明显缓和。在没有疫情二次爆发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修复只是时间问题，3季度有望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 5月工业增加值转正，生产供应能力基本修复 具体来看，中国经济供给面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生产恢复极快。虽然疫情对1-2月份工业生产形成严重冲击，但是随着疫情防控迅速取得胜利，3月中下旬起复工复产全面推进，3月份工业生产水平迅速反弹至接近去年同期水平，4月份基本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具体来看，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4.3%、-25.9%、-1.1%、3.9%、4.4%，呈现强劲的复苏态势。 从累计角度来看，要完全填补疫情期间损失仍需一定时间，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负增长2.8%，预计未来两个月内有望转正。 中国在1个月内迎来疫情发展的拐点、2个月内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3个月恢复生产和供应链运转、4个月实现工业增速由负转正、5个月实现服务业增速由负转正，全程保持就业和资产市场基本稳定，不仅说明经济的生产供应能力没有遭到系统性破坏，而且说明供给面已经得到基本修复，以复工复产为先导驱动经济复苏的阶段已经完成，经济复苏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需求面恢复的节奏和力度。 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已成经济复苏最大瓶颈 但是需求面恰恰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大、恢复较慢。 从需求面来看，疫情冲击下，消费受到严重且持续的影响，服务性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出现严重收缩。1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负增长22%。进入2季度以来，消费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但同比增速仍未走出负值区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负增长3.7%，1-5月份累计实际同比负增长15.9%。从社会生产和经济循环的角度看，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企业复工达产和扩大再生产投资的最大制约因素。 因此，尽管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开工，但产能利用率仍相较往年明显不足。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小微企业开工率整体已达到96.9%，其中个体工商户为95.4%，远高于3月调查时的81.3%和工信部公布4月份的86%，2月份调查时更是近30%小微企业没有开工计划。行业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开工率均超过95%。较低的住宿餐饮业及其它服务业开工率也已超过90%，其中住宿餐饮业开工率最低，为91.3%。 但从产能利用率来看，仅有52%企业超过90%，且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有近七成企业达到了往年同期的90%，超二成的企业达到了往年的30%-60%。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恢复情况也相对较好，有五成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往年同期90%。产能利用率最低的仍然是住宿餐饮业，超过去年同期90%的企业占比只有18.75%。 现阶段经济复苏的全景分析表明，不仅需求侧总体复苏持续滞后于供给侧，导致供需缺口持续扩大，而且在需求侧内部，消费复苏持续滞后于具有生产扩张性质的投资复苏，在供给侧内部，服务业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属性也持续滞后于工业复苏。 核心CPI的回落、PPI跌幅的扩大、工业环比复苏的放缓、民间制造业投资复苏的迟滞，进一步说明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面临瓶颈，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开始制约经济复苏进程。从综合领先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反弹幅度可能正在急剧放缓，5月份仅为97.27，不仅仍未恢复至100的水平，而且仅较4月回升了0.04个百分点，反弹幅度大幅衰减。因此，下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快速扩展，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 经济结构分化严重，失业风险恐继续加大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疫情影响的异质性导致经济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显化从而开始触及底线。不同于经济系统内的危机，外生疫情冲击下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和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疫情对特定经济活动和脆弱群体的冲击更为剧烈和持久，导致在总体经济回落过程中的结构分化现象严重，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绩效极度恶化，失业风险触及底线。 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各主要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行业出现较大幅度负增长。1季度，一、二、三产增加值同比分别负增长3.2%、9.6%、5.2%。其中，部分行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制造业、建筑业分别负增长10.2%、17.5%，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负增长35.3%、17.8%、14.0%、9.4%。相比之下，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受疫情冲击程度较小，1季度仍然保持较快正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6.0%、13.2%。 从疫后恢复的角度看，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以来，不同产业的恢复节奏也有差别，相比第二产业的强劲反弹，第三产业总体较为低迷、短板凸显。 第二产业用电量累计同比跌幅从2月的12%缩小至4月的6.1%，连续2个月较大幅度回升，当月同比增速已经由负转正；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跌幅则从2月的3.1%，扩大至4月的8.1%，连续2个月跌幅扩大。究其原因，服务业既具有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特征，还具有消费的接触密集型特征，叠加居民压缩非必要消费需求，恢复速度较慢。特别是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在1季度消费旺季承担了更大的损失，在2季度又迟迟难以达产，可能诱发局部性的经营风险和失业风险。 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 疫情冲击下，不同群体就业和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所在行业和企业类型受疫情冲击较大，失业风险显著加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在1季度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且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期较长，使得失业率与总体经济增长的稳定关系受到破坏，失业风险远大于GDP跌幅所揭示的水平。 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9年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分别约为15700万人、3200万人、3300万人，而这三大行业在1季度的增加值跌幅分别达到17.8%、35.3%、9.4%，显著高于第三产业5.2%的总体跌幅。 尽管1季度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了较快正增长，但失业人员显然难以向这些行业转移。 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建筑业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分别约为6300万人、1900万人，而这些行业在1季度的增加值跌幅分别达到10.2%、17.5%，也高于9.6%的工业总体跌幅。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服装、家具、鞋靴、玩具、箱包等，前5个月出口累计同比跌幅均在两位数以上。 更重要的是，随着疫后农民工返城和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来临，未来失业风险还可能进一步显化。例如，年初以来，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急升后稳”的走势不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步上升，从1月份的5.2%持续提高至5月份的5.9%，说明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大城市的就业韧性也开始受到挑战。 5月份，全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上升1.7、3.3个百分点，显示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考虑到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的历史新高，随着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可能会继续上升。同时，目前就业不充分现象也比较明显。5月份，1.2%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而未就业状态，高于正常水平。事实上，我们的草根调研表明，酒店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就业不充分现象要远高于以上数字，存在大量的隐形失业问题。 农民工二次返乡潮值得高度重视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在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之外，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超级问题！ 相比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群体就业和收入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更大。1季度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同比负增长30.6%，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负增长7.9%，两方面因素合计，1季度农民工群体可支配收入下降约4成。考虑到2019年2.91亿农民工总量和其中1.74亿外出农民工，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下滑压力巨大，可能产生中长期影响。 4月以来，农民工返城情况较3月份有一定好转，但总体水平较往年仍然显著较低，更严重的是，4月中旬以来，开始出现返城农民工的二次返乡潮，占比从4月6日的3%左右持续上升至5月22日的超过7%，返乡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人。这难以反映在现有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中，但却隐含着巨大的民生和社会风险。 而且，返乡农民工集中在几个重点劳务输出省份，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当地就业和社会压力，值得高度重视。 落实“6.8万亿”财政扩张，形成规模性政策组合 综合考虑六稳和六保的分项目标任务，基于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针对性、时效性、兼容性，我们建议利用“6.8万亿”额外财政扩张资金，出台三大“规模性”政策方案： 一、果断出台3万亿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计划，疏通经济循环堵点，同时托底民生： 1）安排财政资金2.1万亿元，以消费券的形式全民发放，分3个月期和6个月期两个品种，扩大商品和服务覆盖范围，允许商家自愿按照一定比例配套，预计总发行消费券规模在2-3万亿元； 2）安排财政资金0.9万亿元，以现金形式补贴低收入家庭，其中0.72万亿补贴“6亿人口”低收入家庭，0.18万亿元用于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建立教育扶贫基金。 可以说，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得到有效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现阶段宏观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疫情对居民收入和社会心理的剧烈冲击，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回升力度不足、回升节奏过慢，制约企业复工达产和扩大投资计划，而企业生产和投资动力不足反过来又导致企业的就工需求下降，进而产生就业压力和收入下滑压力，进一步制约居民消费回升潜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在此恶性循环下，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信贷金融政策效率也都将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新一轮的脱实向虚现象。只有市场需求有效回升，企业生产和投资计划才稳得住，就业才稳得住。 因此，建议果断出台3万亿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计划，打破居民消费的过度保守化倾向，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从民生托底、家庭纾困的角度，以上方案组合可以形成三层收入补贴方案，相当于为社会增加了三层保险：1、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人均1500元消费券；2、低收入家庭人均1500元消费券+1200元现金；3、贫困人口家庭人均1500元消费券+1200元现金+专项扶贫资金。 二、长短结合、新旧搭配，出台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 利用专项债扩容资金1.6万亿元，依靠社会配套资金撬动基建投资2-3万亿，加强面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方向的基础设施。 从投资环境看，在国内外需求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时期，进行基建投资的政策成本最低；从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基建投资的政策时滞最短，“稳增长”和保就业效应往往立竿见影；从提高长期增长潜力的角度，考虑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存量相比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同时新一轮国际竞争和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大，通过新旧结合进行基建投资，特别是以新基建为先锋构建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投资基础，对中长期增长潜力的拉动效应最强。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按1.5倍杠杆计算，预计可以额外撬动基建投资规模为2.4万亿，同时在去年底出台的降低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的基础上提高专项债可作项目资本金比例，按总体提高10个百分点计算，可以额外再翘动基建投资规模近0.56万亿，合计带动基建投资规模相比去年额外增加2.96万亿。 三、3万亿产业支持计划： 安排财政资金2.2万亿元，1.6万亿用于企业减税降费，与1.5万亿金融支持政策搭配使用；0.6万亿政府购买，用于疫情防控和救灾，在保障基层运转的同时间接支持产业。 前述3万亿消费刺激计划和3万亿基建投资计划，能够从最终产品和投资品两个渠道快速地稳定市场内需，从需求面对企业形成巨大支撑；在此基础上的3万亿产业支撑计划，则是从供给面对企业形成针对性扶持，主要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由于疫情敏感而需求恢复较慢的产业，出台减税降费、信贷融资等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纾困。 通过多种举措协同发力，能够压实做细“六保”工作，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基于各项政策的乘数效应，上述一揽子规模性扩张政策对经济和就业的短期增长拉动效应显著，预计可以拉动名义GDP增长7.2个百分点，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00元，企业可支配收入2.4万亿元，实现财政回笼资金1.7万亿元，稳定就业岗位7500万个。 从财政可持续的角度看，以上三大计划初期消耗广义财政资金6.8万亿，在《预算报告》扩张范围内，还可回笼财政资金1.7万亿元，实际所消耗广义政府资金5.1万亿，相比所拉动的名义GDP增速，政府债务负担不会大幅上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