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三贵:农产品新电商模式促脱贫稳增收成效显著

目前为止，中国用70年的时间完成了典型西方国家至少两三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水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社会消费对农产品及其背后的农业生产经营都提出了新的需求。但“大国小农”依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小农户经营是我国农业的突出特点。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在这个背景下，传统的线下农业产业链主要由约2亿小农户、千千万万的商贩和毛坯型批发市场构成，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

一方面，传统产业链体系相对是低效能、高损耗、高成本的，几乎没有环节可以产生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小农户与市场分离，难以分享从田间到地头、到市场、最终到消费者的整个产业链条的收益。

这一问题，在传统电商模式中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只把销售环节搬移到线上，难以解决传统产业链体系的根本问题，也就形成了传统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突出的“上行难”现象。

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现行扶贫标准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9年底的0.6%。同时，也应该看到，刚脱贫的贫困人口存在一定返贫风险，农村低收入户也存在致贫风险。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一产收入占四分之一以上，由于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农产品销路事关脱贫稳定性。特别是，此次新冠疫情进一步激化了农产品流通的矛盾，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农产品出村进城发生了“最初一公里”堰塞效应，在广西、云南、海南等多地出现了时令农产品批量性地发生滞销和烂在地里的情形。

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方面给与了很大支持，一些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也踊跃创新，涌现出农产品新电商模式。在这诸多电商平台中，拼多多的农产品新电商模式十分抢眼。过去一年来，经过课题研究团队对拼多多相关实践案例的跟踪调研了解，其农产品上行的“超短链”模式对于创新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破解农产品“卖难”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拼多多在下沉市场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在农产品上行方面，具备农产品上行“超短链”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基因，它主要以“拼”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聚集海量需求，迅速消化大批量的当季农产品，同时整合供需两端的信息，在农产品的成熟周期内精准匹配消费者。此种商业生态已成为突破农产品上行难困境的重要路径。根据拼多多发布的数据，2019年，拼多多平台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达1364亿元，较2018年的653亿元同比增长109%，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商家数达15.7万家，较上一年同比增长540%；年订单总额达47.97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413%。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变化，既体现出企业在农产品电商方面的积极创新，也表明农产品上行、尤其是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新冠疫情期间，农产品新电商模式也在抗疫助农方面表现突出。从拼多多平台数据看，自2月10日开通抗疫助农专区以来，截至3月31日，拼多多已累积售出滞销农产品突破5000万单，总计超过3.55亿斤。期间，直播形式的应用通过缩短消费者与农产品产地的在线化距离，进一步促进了农产品信息的传递，对于一些风情和物产兼具特色的农村地区而言，非常有利于特色产品的消费传播。截至3月31日，仅“农产品上行”的“市长县长直播间”在拼多多平台已累积吸引近了1100万消费者参与消费。这些现象为疫情之下的小农户增收提振了信心。

除了解决分散、低效的农产品供应链挑战，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改造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任务。去年以来，课题团队调研了拼多多正在开展的“多多农园”试点项目，目前规模不大，但其做法值得关注。这类“多多农园”试点项目主要面向当前农业发展中产业链短和流通链长、乡村人才匮乏两大现实问题，聚焦于如何把利益合理地留存给农民、让人才留在乡村并有所发展，其重点在于让小农户（包括贫困户）从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提供者转变成为全产业链利益主体的“新农商”机制。调查发现，项目培育的实践同时为合作社配套了供应链管理、品牌设计等全产业链的支持性扶持，通过人才培养、合作社建设、电商平台优势资源匹配来进行产业链改造和价值链重建。在这种生态化体系中，以新农人为节点的农货供给点形成了“地网”，并与基于平台大数据优势的农货中央处理系统“天网”对接，实现“山村直连小区”，融入到农产品上行的“超短链”模式中去，并将收益反哺合作者和生产者，激励新型生产和经营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这类探索，实际上是在努力改变既有的不利于农产品增值和农民增收的要素、产业和价值分配结构，对于大国小农国情下的农业现代化具有深刻启示。

今年1月，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可谓是擘画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蓝图。

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短板突出、地区和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减贫任务繁重，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过程就必然与农业的产业化、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农民的现代化等一系列任务重叠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公共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也需要各类主体的创新。若能让平台创新与小农户发展具有更好的利益联结，实现对现有业务范围、商业模式、运营方式的数字化重塑，并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的组织变革、生产变革等，则农产品新电商模式在脱贫增收和乡村振兴领域必将大有可为。

作者简介：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